这个难倒了大批中国好汉的问题，真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吗？如果你有机会问问老外，比如美国人，回答很可能就没那么纠结了：选择另一半。为什么会这样？难道美国人就不爱他们的母亲了？
中国人的“母亲参照效应”
或许心理学家可以给出一个解释。2002年，北京大学朱滢等人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首次发现：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的记忆不仅具有“自我参照效应”，也就是说对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记得格外好，而且对与母亲相关信息也能记得很好，就像是记自己的事一样，出现了“母亲参照效应”。
实验中，朱滢等人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在“自我参照效应”（详见《 记得你等于记得自己 》）实验的经典范式上再增加了母亲参照条件。比如问“‘勤劳’一词适合描述你的母亲吗？”通过类似问题让参与者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将“勤劳”这个词汇和母亲联系到一起。
所有被试通过类似方法将不同的词汇和不同的对象联系到一起，再测验其记忆效果。结果发现，当记忆材料与母亲挂钩时，其记忆成绩与自我相联系的一样好，两者都优于其他条件下的成绩，包括名人参照条件（如“‘清廉’一词适合形容朱�基吗？”）。就是说，对中国人而言，不仅与自己相关的事能记得更好，与母亲这一“重要他人”相关的事也具有相同的记忆效果。这与西方文化背景下参与者的实验结果大相径庭。对西方人而言，“母亲”与“总统”这个概念是一样的，都不及被试对与“自我”相关的材料记得更好。
中国人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说明母亲在中国人“自我”中具有重要位置。从婴儿时建立的依恋，到成年后，“母亲”依然以这种方式存在于中国人的生命里。对中国人而言，“对母亲的情感”似乎并不难理解也并不陌生：在我们幼时的回忆里，往往离不开母亲的身影；当男孩长大后，尽管在外面呼风唤雨，回到家里还是母亲的孩子；甚至问及奥运冠军“最想把奖杯送给谁”时，母亲也会是得票最高的。
文化这只“神奇的手”
为什么母亲对中国人具有独特的意义呢？
这与“自我概念”的文化背景有关。一般来说，自我包含与自己有关的个性、身体特征、职业等许多内容。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自我概念表现不一样。在文化心理学界，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黑泽尔・马库斯（Hazel Markus）等人曾根据文化差异提出过 “独立型自我”与“依赖型自我”两种自我概念类型。
她认为，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自我的概念是独立的、个人主义的，他们关注于自身的思想、感受和行动。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个人是一种关系自我，强调的是人与人彼此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附，尤其看重家庭。因此可以推测，对美国人来说，就算是母亲，也属于自我以外的其他事物，在记忆上并不占有优势。而对中国人来说，自我中包涵有母亲的成分，母亲是“自己人”；“自己人”的事也就是自己的事，当然也就放在心上了。
由此也可以理解，中国男人与美国男人对于“两个女人同时落水问题”的反应。西方文化鼓励独立和个人价值，尤其是成年个体要建立自己新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母亲的参与与影响力会主动降低，理性的美国人会选择对今后生活重要的人。而对中国人而言，不管是出于伦理或是情感，母亲早已是“自我”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并且不具有可替代性，很难舍弃。这样看来，如果一个女生还傻乎乎地纠结于此，估计是徒劳的。
中国人的自我和妈妈在同一个脑区？
从上面来自行为实验的研究可见，文化对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产生了影响。有人可能会问：如果这种影响真那么确凿，那么在中国人的大脑里是否存在相应的自我表征的神经生理基础呢？
答案是肯定的。2007年朱滢等人用中西方大学生两组被试进行了“母亲参照效应”的脑成像研究。结果发现：对中国人而言，在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条件下，都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但西方人只有自我参照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这说明中国人的自我与母亲是住在同一个脑区的，为中国人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提供了神经生理层面的证据。
这是中国文化造成的特殊现象还是中国人大脑比较特殊呢？为此，研究者特别研究了双重文化背景下的特殊群体――香港人。在研究者提示了中国文化元素后，香港人的自我与母亲同住在腹侧内侧前额叶；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香港人的自我与母亲的神经基础是分离的。文化对人的影响是 “深入骨髓”。受中西方文化影响的香港人的自我甚至会根据文化情境转换：有时候母亲像是“路人甲”，有个时候又与母亲“形影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