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童俊（武汉市心理医院业务院长）
转自公众号/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医院
作于2015年6月5日
六月一日半夜发生的船难已经是第五天了，随着创伤发生的第一周的过去（在第一周里，我们会抱着奇迹会出现的期盼，我们的生理反应--肾上腺分泌是亢进的，这种亢进在这第一周有利于聚集我们身体的能量以应对突然发生的灾难。）随着第二周的来临，随着大量的死亡越来越是个现实，我们的情绪，特别是遇难者家属的情绪会低落下来，同时，我们也会对这种无助，无能为力感到很愤怒，这种愤怒可以表现为外在的表达，诸如问责船长和轮船公司，质疑政府的救援，甚至亲人间的相互指责“为什么要安排或同意这次旅行”，抑或是质问苍天对自己不公平……
但更多的遇难者家属的心理内在保护机制是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外在现实社会：“做个通情达理的人”的要求，压抑住愤怒，或是将这些愤怒朝向自己，而朝向自己的愤怒构成了抑郁的内在心理原因。
之所以将朝向自己的愤怒看成是心理在危机发生时的自我保护机制，是因为人类是难以去面对我们在很多时候面对自然，面对灾难，面对死亡是无能为力的这个事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自我不够去直面这样的现实，这时，我们内在就激活了一种形成于幼儿时代的心理保护机制（专业上称之为心理防御机制）进行归因。
幼儿因为是完全依赖成人才能成活，成人因而成为了儿童世界的上帝，幼儿们幻想世界上的一切均由父母控制，幼儿也因此构筑自己的心理：“我，也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
可悲的是，在幸福的日子里，通常没有太难的事需要孩子们去面对。需要孩子们去独自应对的大困难通常是危机，在这样的危机里孩子通常是这样归因的：“这是因为我不好，如果我做好了，就不会是这样”。孩子这样的归因是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还不能理解灾难、死亡等等与幸福生活完全相反的事实，有些突然的丧失完全超越了他们心里能有的预期，当他们将这些让自己非常恐怖之事归因为是自己不好时，他们就抱有这样的希望，如果我做好了，这个灾难也会消失，这样的想法会给孩子们一个幻觉，这些灾难是自己可控的。我们称这是人类幼年的自恋性防御。
如果成人的世界能经常地使用成人的心理防御，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是种理想状态，除了少数心理疾病者外，大多数人是种亚健康状态，这种亚健康者在遭遇危机时也是会用幼儿的心理保护机制的”因为我，所以…”
我清晰地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的心理救援，一个近十岁的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他的理想是长大后成为像姚明一样的运动员，在地震中，他失去了自右肩关节以下的手臂。这个小男孩被送到医院后一直是深度抑郁的，有一天，在一次余震中，他突然对我说：阿姨，怪我不好，我到哪里，地震就跟到哪里……
我也记得一个中年抑郁的病人在谈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的两个饿死的弟弟时说：是因为我吃多了，所以他们饿死了……
一个中年的成功的商人，被他的抑郁所困扰，他谈到了他12岁时突然死于肝癌的父亲时说：我那时不听话，气死了他…还有，还有……
当一个人内心用这样的原因去解析自己死去的亲人时，他或她会用一生的力量与死去的亲人们纠结，也通过这样的心理过程让逝者如生时一样鲜活，从而完成心理上对死亡的否认。
我对那个地震中的小男孩的处理是：拉着他的手，让他看着我的眼睛对他说：你跟着我说“这不是我的错，这是地震，这是人们还不能控制的天灾人祸。”
这个小男孩一直没有办法跟着我念出声，但他看着我的眼睛，听着我反复地念这句话。第二天，他脸上的抑郁散去了，随后他被疏散到了其他城市，他给我来电话说：我在这里很好！
我记得那个商人录下我的话“这不是你的错”反复听，以对抗自己的抑郁。
在这样的危机干预中，在政府将一切照顾得很周到，在当地的人们满满的爱意和关怀下，作为专业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者，我们应该怎样与遇难者家属工作？
各种指南都说的很有条理，我想要在这篇文章里表达的是一种理念：接受这是一件不得不接受的巨大的丧失，因为这件事，遇难者家属完美的生活（如果有完美的话）在这里打了一个结，这是遇难者孩子心中永久的痛，但生活还得继续。没有一个父母在他们身后愿意看到他们的子女如同我提到的上述人们那样纠结，这是一件突发灾难，再是谁的错，也不是那些让自己老人去旅游的家人的错。我们的心理救援人员要帮助这些遇难者家属在这块他们家人遇难的地方哀悼他们的亲人，从心理上接受这个死亡，尽管这个过程很痛，也许需要很长的一个时期，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哀悼的开始。现在做这些要比若干年后去治疗心理疾病有意义并简单得多，这也是危机干预的意义所在。在这里，我想用著名的心理治疗大师温尼科特的名言结尾：如果没有我们心理的无所不能，就从来没有心理创伤这回事。
接受死亡也就是接受了生命的残缺，让我们从残缺中去体察生命的意义。如果如是，这个船难留下的就不只是悲伤和无助。
启发心智，共同成长。
我是晓南，也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心理中心。